新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新余市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办法和新余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新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新余市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办法和新余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办法的通知
余府办发〔2008〕5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经市七届人民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新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新余市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办法》和《新余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办法》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加强新余市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新余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规范管理，有利于优化投融资方式，防范投融资风险，提高国有资本营运效益，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大力支持新余市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新余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规范管理工作，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八年十月十四日
新余市城乡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管理办法
（新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年10月6日）
第一条 为加强新余市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城投公司）的规范管理，优化投融资方式，防范投融资风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新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对市城投公司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监督管理职能，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
第三条 市国资委支持市城投公司依法自主经营，除履行出资人职责外，不干预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负责市城投公司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资产评估监管、清产核资、资产统计、综合评价等基础管理工作，对市城投公司国有资产处置和产权交易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市城投公司按现代企业制度实行管理。
第五条 市城投公司是本市城市建设的投资主体、融资平台和建设实体，按照“背靠政府、面向市场、政企分开、规范管理”的原则，通过土地房产增值、建设工程收益、经营城市收益和其他融资渠道获取资金用于城市建设。
第六条 市城投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行使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权，并按规定负责向市政府或市国资委报告公司重大事项。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至二名。董事长的任免按市委干部管理有关规定执行。董事由市城投公司推荐二名人选，市国资委、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建设局和市农村合作银行各推荐一名副职为人选，由市国资委报经市政府同意后任免。
第七条 市城投公司总经理由董事长兼任，设副总经理一至二名，总会计师、总工程师各一名。
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总工程师由总经理提名，市国资委考察并报市政府同意后，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第八条 市城投公司员工实行聘用制，公司所需员工数额根据业务需要，由市国资委每年核定一次。
第九条 市城投公司实行重大事项分级报告制度。
非经营性和准经营性城市建设项目涉及的重大事项，由市城投公司报市政府审批。
经营性项目和产权交易、合资合作、对外担保、国有资本重组、公司合并与分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等涉及的重大事项，由市城投公司报市国资委审批。具体办法由市国资委另行制定。
第十条 市国资委负责指导市城投公司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法律顾问负责对公司投融资、项目建设等经营活动的法律风险进行评估、审核，并提出意见、建议。法律顾问列席公司涉及重要法律事务的决策会议。
第十一条 市城投公司应正确处理决策管理层与公司党组织、工会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公司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工会组织的民主监督作用，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十二条 市国资委向市城投公司派出财务总监（人选从市财政局择定），对市城投公司的财务收支活动进行监管。
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应加强对市城投公司的财务监督。
必要时，市国资委应向市城投公司派出监事会。
第十三条 市城投公司应按规定向市国资委和市财政局报送财务报表，并对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作出分析说明。
第十四条 市城投公司非经营性和准经营性的城市建设项目由市政府下达，项目完成后，经市财政局对项目决算审核批复(1000万元以上项目由市财政局和市审计局联合审批)，由市政府以资金或其他项目资产等形式进行回购，以支持公司持续发展。
第十五条 市城投公司经营性项目按照科学决策，突出效益的原则，聘请专业人员或机构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并按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报市国资委审批。
第十六条 市城投公司应依法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进行招标。
第十七条 市城投公司必须依法建立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第十八条 市国资委按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对市城投公司进行经营业绩考核，与市城投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业绩考核与薪酬、奖惩挂钩，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具体办法由市国资委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市城投公司未完成当年考核任务，由市国资委与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谈话，查找问题、改进工作。连续两年未完成考核任务，由市国资委组织对市城投公司进行整改。连续三年未完成考核任务，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对市城投公司负责人进行调整。
第二十条 市国资委对市城投公司实行工资总额管理，工资总额与经营业绩挂钩。具体办法由市国资委另行制定。
第二十一条 市国资委负责组织对市城投公司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结果作为公司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二条 市审计局对市城投公司的财务和资金筹集、管理、使用等进行审计监督，并重点选择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
第二十三条 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负责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导致重大决策失误、重大安全与质量责任事故、重大法律事件，给企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市城投公司应根据本办法制定内部管理制度，确保本办法的贯彻实施。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8年11月1日起施行。
新余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管理办法
（新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年10月6日）
第一条 为加强新余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国资公司）的规范管理，维护所有者权益，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提高国有资本营运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新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对市国资公司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监督管理职能，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
第三条 市国资委支持市国资公司依法自主经营，除履行出资人职责外，不干预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负责市国资公司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资产评估监管、清产核资、资产统计、综合评价等基础管理工作，对市国资公司国有资产处置和产权交易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市国资公司按现代企业制度实行管理。
第五条 市国资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行使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权，并按规定负责向市国资委报告公司重大事项。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至二名。董事长的任免按市委干部管理有关规定执行。董事由市国资公司推荐三名人选，市国资委、市财政局、市农村合作银行各推荐一名副职为人选，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法人代表为人选，由市国资委报经市政府同意后任免。
第六条 市国资公司总经理由董事长兼任，设副总经理一至二名。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市国资委考察并报市政府同意后，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第七条 市国资公司员工实行聘用制，公司所需员工数额根据业务需要，由市国资委每年核定一次。
原国有改制企业领导干部经市委研究同意调入市国资公司的，人事关系、待遇不变。
第八条 市国资公司应正确处理决策管理层与公司党委、工会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公司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工会组织的民主监督作用，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市国资委负责指导市国资公司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法律顾问负责对公司投融资等经营活动的法律风险进行评估、审核，并提出意见、建议。法律顾问列席公司涉及主要法律事务的决策会议。
第十条 市国资公司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凡涉及产权交易、合资合作、重大对外融资、重大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国有资本重组、公司合并与分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等重大事项的，市国资公司报市国资委审批或备案，未经批准或备案不得实施。
重大事项实行分级审批制度，具体办法由市国资委根据市政府意见另行制定。
第十一条 严格控制市国资公司兴办新的经济实体。未经市政府批准，市国资公司不得参股或独资兴办企业。
第十二条 市国资公司根据市国资委的授权，并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式，负责对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以下简称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实施监督。
第十三条 市国资公司按照《新余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采取底价确认、进场竞租、合同审核等措施，加强对经营性国有资产经营的监督。
第十四条 市国资公司负责监督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单位（以下简称经营管理单位）在统一的产权交易平台进行经营性资产的公开对外竞租，确保经营性国有资产竞租的公开、公平、公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十五条 市国资公司负责监督各经营管理单位督促承租户将租金按合同及时缴交市财政专户，保障经营收益及时足额入库。
第十六条 市国资公司对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经营实行台账管理，建立、完善租赁信用档案和资产管理档案，掌握经营管理情况，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第十七条 市国资公司应充分发挥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融资作用，按照政府扶持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支持发展与防范风险相结合的原则，做大做强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以下简称市担保中心）,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融资支持。
第十八条 市国资公司应加强对市担保中心的管理，不断规范市担保中心运行机制，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为规避担保风险提供人才支持。
第十九条 市担保中心单笔信用担保业务500万元以下的由市担保中心评审委员会审批；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由市担保中心评审委员会提出意见后报市国资委审批；1000万元以上的由市担保中心评审委员会和市国资委提出意见后，报市政府审批。
第二十条 市国资委、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应加强对市国资公司的财务监督。
必要时，市国资委应向市国资公司派出财务总监或监事会。
第二十一条 市国资公司应按规定向市国资委和市财政局报送财务报表，并对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作出分析说明。
第二十二条 市国资委按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对市国资公司进行经营业绩考核，与市国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业绩考核与薪酬、奖惩挂钩，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具体办法由市国资委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市国资公司未完成当年考核任务，由市国资委与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谈话，查找问题、改进工作。连续两年未完成考核任务，由市国资委组织对市国资公司进行整改。连续三年未完成考核任务，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对市国资公司负责人进行调整。
第二十四条 市国资委对市国资公司实行工资总额管理，工资总额与经营业绩挂钩。具体办法由市国资委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 市国资委负责组织对市国资公司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结果作为公司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六条 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负责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导致重大决策失误、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法律事件，给企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七条 市国资公司应根据本办法制定内部管理制度，确保本办法的贯彻实施。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8年11月1日起施行。
拆迁的法律调控
杜贵琴
拆迁本身以及拆迁引起的社会问题，成为近年来的社会热点。每每听到、读到类似嘉禾“四包两停”、沈阳户主被困屋内与世隔绝之类的新闻，都让人觉得不寒而栗。在这些事件中，公民基本的权利遭到赤裸裸的摧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对法律的信仰，都受到了严重挑战。那么，拆迁为什么就这么乱？为什么采取了诸多的措施仍不能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呢？本文拟从法学的视角对该问题予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区别不同性质的拆迁行为
拆迁本身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社会公众对于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拆除原有不动产权利人的构筑物和建筑物的行为的概括。拆迁行为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区别不同性质的拆迁行为给予不同的对待。拆迁行为实际上包括两种法律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一种是政府基于公益的目的所为的拆迁行为；另一种是商业组织基于营利动机而为的拆迁行为。两种行为分属公法和私法调整的范畴，当事人在其中具有不同的权利义务。
第一种，政府拆迁。该种拆迁的法律实质是土地所有权人，即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将授予公民的土地使用权予以回收的法律行为。依据“房随地走”的原则，其效力自然及于土地上之房屋和其他固定设施。顾名思义，政府拆迁中的双方当事人一方是各级政府，一方是拆迁户。该种拆迁具有强制性，通常可能损害拆迁户的利益，所以其唯一理由是“公共利益”。由于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性，应适用公法予以调整。
第二种，商业拆迁。该种拆迁的实质是市场经济主体通过平等协商所为的一种自愿交换行为，即地产商等商业组织与拆迁户等物权人的合同行为。该种拆迁行为中双方当事人是地产商和拆迁户，双方法律地位平等，故二者的协商交易行为性质是应当是一种民事行为。作为一种交易，实际上是由地产商出资购买拆迁户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使用权。该种拆迁的动因主要是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由于在该种拆迁行为中，双方当事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所以主要应当适用私法，尤其是合同法的调整。
二 对两种性质的拆迁行为的法律调整
政府拆迁行为作为一种国家依据行政权力剥夺公民产权的强制性行为，对应的法学概念是否是行政征收呢？“所谓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凭借国家行政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向行政相对人强制地 无偿地征集一定数额金钱或实物的行政行为。行政征收具有强制性 无偿性 法定性”，其主要适用于税 费的征收。【1】政府进行拆迁时，依法应当给予拆迁户合理的补偿，并不是无偿的，可见其并不是一种行政征收行为。本文认为，政府拆迁性质上应当是属于行政合同。所谓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通过与行政相对人缔结合同的形式来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为。在行政合同的缔结中，一定程度上体现合同双方的意志，但行政相对人没有选择相对人的权利，也没有拒绝缔约的权利。由于行政拆迁是政府出于公共利益所实施的公法上的行为，所以行政合同不应当纳入民法的调整范围，应当由行政法律及相关法规调整。对于拆迁中最容易引发矛盾的补偿标准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如英美法等国主张应当给予充分的补偿。如何理解“充分”的含义，有这样一个案例，某甲建设一工厂，遇有政府拆迁需拆除，此时，政府不仅应当补偿某甲的直接损失，还应当赔偿其未来一定年限的正常利润的损失，这就是所谓的充分损失，如同《合同法》中的赔偿实际损失的效果。但是，我国是否可以照搬英法等国家的作法呢？充分的补偿固然有利于保护拆迁户的利益，但充分补偿的前提是国家有雄厚的财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百业待兴，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限于财力，我认为，在当前政府拆迁中应当适用适当补偿的原则，所谓适当补偿就是一种对直接损失的补偿。同样使用前一案例，即政府只补偿甲因工厂拆除而导致的厂房和机器设备等的损失。
商业拆迁作为一种民事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交易行为，应当适用民法尤其是《合同法》的调整。地产商等资本所有者积极推进拆迁，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资本增值的本性。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假设在这个市场上的主体都是“理性人”，对于自己的利益有最好的判断，并因自己的判断和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在拆迁协商中，应当允许当事双方自由协商，以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依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双方具有自由缔约的权利，这一权利中包括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商定合同内容的自由，约定解决争议方法的自由等。具体到商业拆迁，在拆迁过程中，首先应当由作为拆迁动议的提出方，即商业组织向合同的另一方即拆迁户提出拆迁的具体条款，比如拆迁的范围，时间，拆迁补偿和安置标准等内容，作为向拆迁户发出的要约。拆迁户在收到要约后，享有承诺的权利。所谓权利，意指权利人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即拆迁户如对要约内容不满意，可以不予承诺，或者提出自己认为适当的合同条款，作为对要约人的反要约。通过双方的反复的协商，如果能够达成一致，那么，依据理性人的假设，无疑双方都寻求到了自己最大化的利益，自然便于顺利履行，通常不会因利益的失衡而发生严重纠纷。如果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应认为是民事主体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他人无可非议，作为平等主体的商业组织当然也无权对他方的人身或者财产实施强制行为，否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当然，为了防止拆迁范围内个别人的拒绝要约而使的为大多数人认可的合同无法缔结，可以规定在某一拆迁范围内，如果同意要约的拆迁户达到总户数的一定比例（比如2/3或者4/5，这主要是一种技术性操作），那么不同意要约的拆迁户具有强制缔约的义务，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
三 拆迁混乱局面解读与治理
如上所述，实际上不同的拆迁行为性质炯异，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调整，本来是泾渭分明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听到、看到因拆迁引发的过激行为呢？比如群体上访甚至自焚？
对于政府拆迁，最要害的莫过于对“公共利益”的认知。因为“公共利益”是政府可以强制拆迁而无须充分补偿的唯一理由，对拆迁户利益有着莫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应明确界定何为“公共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判断应当基于利益相关者中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定，而不应由哪个部门或哪个领导决定什么是公共利益。为了正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立法层面上应当考虑采取列举法或排除法对公共利益进行限定，或者列举供暖，交通等作为公共利益的范畴，除此而外都不得以公共利益之名进行拆迁；或者明确将商业建设，比如商品房建设、商场建设等排除出公共利益的范畴，以防止公共利益被滥用。在实际的操作中，应当在拆迁决定作出前，举行由利益相关者参加的听证会，广泛的听取民意，由参加者投票决定某项拆迁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商业拆迁领域。一方面因为现实中存在的拆迁行为绝大多数属于商业拆迁，另一方面因为商业拆迁的民事性质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异化。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拆迁遵循了前文提及的区别对待法则，绝对不会导致如此恶性的后果。但现实是，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种种的利益动机，比如打造政绩工程，获取土地差价甚至官员个人的寻租行为而不适当的介入了商业拆迁，使的性质单纯的民事拆迁行为复杂化，公权力不适当的侵入私法的范畴。由于公权力的介入，拆迁户几乎丧失了谈判能力，无法自由的与以政府强制力为后盾的商业组织协商合同内容，其除了接受以外别无他法，否则就会被视为“钉子户”而强制拔除。拆迁户即使对这种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也往往由于地方政府对案件的干涉使得受损的权利无法恢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拆迁户才被迫采取过激行为，以期引起高层的重视，对其权利予以救济。要想切实的改变拆迁的混乱局面，实际上早已超越了私法的范畴，主要应期望公法尤其是行政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实际上，依据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的职权是法定的，其既要不缺位，又不能越位，进入其不应当进入的领域，比如民事领域。要想改变目前的混乱状况，关键是要健全法律和监督制度，通过完善法治、严格执法和新闻舆论等监督方式，加大政府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违法，不能违法。唯有当不适当的政府行为从拆迁行为中隐退的时候，才能还原商业拆迁民事法律行为的本来面目，改善拆迁户的缔约地位，使其可以通过与商业组织的谈判而最好的保护自身的利益。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唯有其自己才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既包括拆迁户也包括商业组织，假设没有预期利润，那么，作为具有逐利本性的资本是不会将自己陷入其与拆迁户达成的契约的约束中的。
拆迁不当引发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理应给予重视。法律应保护社会的公正和一般拆迁户的基本的生存资料，防止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在文明社会重演。为此，法律必须正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必须斩断地方政府不当的伸向拆迁户的“手”，而还原商业拆迁本来的民事属性，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调整拆迁双方的利益关系，在保证我们城市化、 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保证社会的正义，维护民众对于政府和法律的信心。
注释：
【1】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 第217页
杜贵琴，北京工商大学03级民商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