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斗殴犯罪案件审理中几个实践问题的分析　

闵涛


　　聚众斗殴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犯罪手段、情节相对更为恶劣。司法实践中聚众斗殴犯罪适用中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但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操作具体的法律适用中，对聚众斗殴犯罪构成的认识、犯罪情形的认定以及刑事责任的确定等问题却存在较多的分歧。因此，笔者对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聚众斗殴犯罪的问题，以及在审判实践中应如何操作进行如下分析。

一、聚众斗殴罪的概念和特征

　　聚众斗殴罪是指为了私仇、争霸一方或者其他非法目的，纠集多人拉帮结伙地互相斗殴，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其特征是：

　　（一）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社会公共秩序，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即在特定条件及造成一定程度的后果时本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在造成轻伤以下结果时，刑法规定作为聚众斗殴罪一罪处断。但当造成重伤以上后果时，刑法规定从一重罪处断，即按照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类罪定罪。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公共秩序主要是指公共场所秩序，但不局限于此，乡村、城市居民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工作场所等秩序也应包括。

　　（二）犯罪的客观方面。聚众斗殴行为具有一定的规模性和暴力性特征。典型的表现形式为不法集团或者团伙之间成帮结伙地打群架，互相殴斗的行为。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单方面结伙殴打另一方的也能构成。也就是说，聚众斗殴一般表现为行为人双方的合意行为、但这并不是本罪客观方面的必要构成条件，一方的行为也可以独立构成。同时，聚众斗殴的客观方面还具有规模性和暴力性特征。因此，聚众斗殴罪的客观行为表现往往会在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同时，触犯了刑法规定的其他罪名，如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等。要正确界定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必须从犯罪的主客观方面全面分析、综合判断，从而正确定罪量刑。

　　（三）犯罪的主观方面。聚众斗殴的主观方面显然是出于直接故意，具体表现为了争霸一方，报复他人，或者为了寻求刺激等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的犯罪动机，这是本罪主观方面的重要特征。
　　（四）犯罪的主体。聚众斗殴犯罪的主体是一个特殊的主体，即只有参加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才能构成本罪。

二、聚众斗殴犯罪案件审理中几个实践问题的分析

　　双方纠集多人相互殴斗是聚众斗殴罪的典型表现形式，但某些非典型的犯罪形式只要具备了本罪的构成要件．依然可以按照本罪论处、并与其他犯罪区别开来。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情况有：

　　（一）一方临时产生故意情形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一方纠集多人寻找另一方斗殴，而另一方本没有犯罪故意，但在事态发展过程中产生犯意并引发双方大规模斗殴的案件。笔者认为，处理此类案件时应依照犯罪构成理论来分析判断。例如：甲方纠集多人与乙方殴斗，乙方无意斗殴被迫抵抗，因寡不敌众而再纠集他人实施更大规模的斗殴。乙方由于其临时产生犯意，并聚众与对方互殴，其行为已符合了聚众斗殴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应以聚众斗殴罪定罪处罚。但强调是处理此情形的案件时要严格区分聚众斗殴与正当防卫的界限，防止错判。

　　（二）双方均为多人特殊情形的定罪问题

　　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双方均为三人以上的是聚众斗殴罪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也会导致定罪的改变。例如某甲与某乙因经济纠纷产生矛盾，甲纠集多人并携带凶器多次寻找乙及其好友。一日双方相遇。某甲一方多人即冲上前殴打某乙等人，而某乙一方则无意与其打斗，但见气势只好应战，后乙方报警，甲等人逃离现场。对本案是否达到犯罪程度在此不论。但对甲乙双方是否为聚众斗殴有分歧意见。笔者认为，某甲为报私仇而纠集多人，具有与某乙一方进行互殴的故意，并实施了殴斗行为，而某乙一方虽人数达三人以上，但并没有与对方互殴的犯意。某乙方的“应战”虽也导致了互殴情况的发生，但其行为缺少聚众斗殴的主观构成要件，所以该案中应认定某甲一方的行为是聚众斗殴，而乙方则不构成。又如：被告人甲纠集多人，欲将与其有矛盾的乙打伤，遂带领多人到乙的工作单位，乙和同事在谈论工作，双方发生大规模殴斗，导致双方均有人员受伤。此案中被告人甲纠集多人的动机是为报私仇，但其故意内容是要将乙致伤，并行为指向特定的乙，所以说甲没有互殴的故意，只有伤害的故意，而乙及其同事也没有互殴故意。从客观表现形式看双方实施互殴行为，但由于缺乏聚众斗殴的犯罪故意，不应以聚众斗殴定罪。因此，可以认为，对于一方纠集多人以上，有与对方多人互殴的故意，实施了针对对方多人或其中不特定一人的殴斗行为，而对方没有互殴故意的，对一方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如果另一方没有互殴故意的，则不能以聚众斗殴罪定罪。

　　（三）一方未达多人情形的定罪问题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因私仇及其他纠纷引发双方实施殴斗行为的案件，其中一方人数达三人以上，而另一方则不到三人，甚至只有一人。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必须双方均有聚众行为，斗殴则必须在聚众的基础上双方打群架，进行互殴，所以此种情况不应按聚众斗殴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不排除一方聚众并实施殴打他人的情况，单方可以独立构成，只要符合聚众和殴打条件的均可以单方面构成。笔者认为，处理这类案件时要防止片面强调客观行为。忽视了行为人主观故意内容，从而导致简单化的错误认识，针对这种情况，要注重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看双方是否有互殴的故意内容。

　　例如，吴志忠酒后在五大连池市“千宇歌吧”与北安市付云雨发生冲突，吴志忠被付云雨等人殴打后，吴志忠找到王忠等人手拿砍刀找付云雨报复，在“千宇歌吧”将业主被告人的妻子魏宏殴打，魏宏将此事告诉了在北安的付云飞，付云飞找来姜有库等人乘两台轿车携带砍刀等器具来到五市魏宏所开的歌吧，在准备寻找吴志忠等人时，吴志忠、王忠二人持械赶到，双方发生殴斗。从此案可以看出，双方的犯罪动机是为报私仇、争霸一方，并均有与对方互殴的故意；客观方面，一方纠集多人，实施了互相殴打的行为，而另一方虽然未达到多人，但在犯罪故意的驱动下，积极与对方殴斗。所以斗殴双方均具有聚众斗殴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均应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再如：被告人王某在宾馆与门卫发生口角，王某纠集多人，携带棍棒等凶器，预谋与门卫进行大规模械斗。当王某一方进入该宾馆时，见到门卫即殴打，门卫奋起反抗。从此案可以看出，被告人一方具有明显的犯罪故意，但其故意内容是互殴还是伤害呢?从其预谋的内容来分析，其故意的指向主要不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或者安全，而应是社会公共秩序，其实施的行为方式是与对方进行互相殴斗。所以说，具备了互殴的故意，也具有聚众斗殴的犯罪故意；从客观行为分析，实施了斗殴行为，应以聚众斗殴罪定罪。而门卫则没有与被告人进行互殴的故意，不应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同样，门卫的行为性质也不影响王某聚众斗殴罪的构成，王某一方可以单独构成聚众斗殴罪。如李庆超在北安市健康路四道街新华网吧上网时，与在七道街恒通网吧上网的韩天威在网上互相辱骂，李庆超即纠集杨超、马天生（绰号“秃子”）、刘春明、赵小峰、王超等人持砍刀等凶器，乘出租车来到恒通网吧，将韩天威叫出，杨超持砍刀砍了韩天威的背部，韩跑回网吧，被害人张延龙从网吧出来拉仗时，被杨超、李庆超、马天生、刘春明等多人砍伤，后杨超、李庆超等人逃离现场。被害人张延龙经住院诊断为：右膑骨骨折。经法医鉴定系轻伤。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一方为三人以上另一方不足三人的斗殴案件中，有聚众斗殴故意，应以聚众斗殴罪论处；没有聚众斗殴故意的，则不构成聚众斗殴罪，而不应简单地从双方人数来定罪量刑。

　　（四）两种法定情形的操作问题

　　刑法第292条第1款规定了四种法定情形：“1、多次聚众斗殴的；2、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3、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4、持械聚众斗殴的。”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法定情形在理解和掌握上常常有分歧： 　　

　　1、“多次聚众斗殴的”的理解和掌握

　　“多次”一般是指聚众斗殴三次或者三次以上。对于“次”的理解，是容易掌握的，但在斗殴行为发生间断或地点变换等情况下，对次数的认定上有不同理解。笔者认为，由于聚众斗殴罪系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聚众斗殴的行为，且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即构成本罪，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聚众斗殴又具有持续性、连续性特点。依据持续犯的理论，对出于一个犯罪故意、一个犯罪目的，实施一个犯罪行为，触犯一个罪名，并且为实现一个犯罪目的，行为处于持续发展状况的是持续犯，而持续犯只能作为一次犯罪对待。而连续犯则指出于一个犯罪故意、实施数个犯罪行为，触犯一个罪名，从刑法理论上连续犯属于同种数罪，但不并罚。因此，聚众斗殴行为是一次还是数次，关键是要分清是持续犯还是连续犯，持续犯只能认定一次，连续犯应以同种数罪的个数认定次数。据此，构成聚众斗殴次数的基本条件应当是指包含从聚众斗殴的起意、纠集、预谋、实施到结束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为一次，而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人为积极追求其犯罪目的而间断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或者变换斗殴场所的，应作为一次认定。具体而言，构成一次的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是具备一个独立的聚众斗殴犯罪构成；二是时间上没有明显的间断，有间断的也是为延续犯罪作准备。如斗殴暂停时，约定再纠集更多的人继续斗殴的；发生在两处及两处以上地点的斗殴是一种行为的正常延续。三是斗殴行为的间断，地点的变换是行为人主观上未放弃犯罪或者认为犯罪目的未达到而自然导致的。

　　2、“持械聚众斗殴的”的理解和掌握

　　“持械”是指在聚众斗殴中使用器械或者携带器械并且主观上有使用的企图但实际未使用的情形。这里的“器械”包括：治安管制刀具及枪支、棍棒等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该情形包括事先准备器械并持器械参与斗殴的，也包括在实施过程中临时获得器械并持器械进行斗殴的。对于在斗殴中有人持械的，那么，未持械的行为人是否要认定为“持械”？笔者认为，凡参与预谋的，在预谋时明确要持械斗殴，在实际斗殴中有人持械的，未持械的行为人也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对首要分子同样要予以认定。在聚众斗殴中一方持械而另一方未持械的，对持械一方依照上述原则认定，对未持械一方则不应认定。

三、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定罪及刑事责任的承担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日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批准司法部部长肖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９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共和国
　　　　　　　　　　　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共和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在司法领域的合作，决定缔约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为此目的，各自委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长肖扬
　　匈牙利共和国司法部长沃什道格·帕尔
　　缔约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司法保护
　　一、缔约一方国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享有与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司法保护。
　　二、缔约一方国民可以在与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条件下诉诸缔约另一方司法机关。
　　三、除第三条规定外，本条约关于缔约双方国民的规定亦适用于根据缔约任何一方法律成立的、且主事务所在该方境内的法人。

　　第二条　诉讼费用保证金的免除
　　对于在缔约一方境内的缔约另一方国民，不得因其是外国人或无住所或居所而令其提供诉讼费用保证金。

　　第三条　诉讼费用的减免
　　一、缔约一方国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应在与该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条件下和范围内享受诉讼费用的减免。
　　二、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费用减免所需的有关申请人个人情况及其财产状况的证明，由申请人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的缔约一方的主管机关出具。如果申请人在缔约双方境内均无住所或居所，则由其本国的外交或领事代表机关出具证明。

　　第四条　联系途径
　　在司法协助过程中，缔约双方的司法机关通过各自的司法部进行联系。

　　第五条　文字
　　除第八条第二款和第十九条第六项的规定外，司法协助的请求及其附件应用请求一方的文字写成，并附有被请求一方文字或英文的译文。

　　　　　　　　　　第二章　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

　　第六条　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的范围
　　就本章而言，送达文书是指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调查取证是指询问诉讼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进行鉴定和司法勘验以及完成其他与调查取证有关的司法行为。

　　第七条　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的请求书
　　一、请求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
　　（二）已知的被请求机关的名称；
　　（三）有关人员或其代理人的姓名、地址；如系法人，则该法人的名称和地址。
　　二、除前款所列各项外，调查取证的请求书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请求所涉及案件的情况说明；
　　（二）有关人员的国籍、职业、出生地和出生时间；
　　（三）请求的性质以及执行请求所需的其他说明。

　　第八条　送达文书
　　一、在实施送达请求过程中，被请求机关适用本国的法律。
　　二、如果所送达的文件未附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文字的准确译文，则被请求机关只有在受送达人自愿接受时方予送达。
　　三、被请求机关应根据其有关的法律规定证明文件的送达，证明中应注明送达的地点和时间。
　　四、如果不能按请求书所示地址找到受送达人，被请求机关应采取必要措施确定其地址。
　　五、如果被请求机关无法执行请求，则应通知请求机关并说明妨碍执行的原因。
　　六、缔约双方也可在受送达人自愿接受的情况下通过其外交或领事代表机关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本国国民送达文件。

　　第九条　调查取证请求的执行
　　一、在执行请求过程中，被请求机关适用其本国法律；应请求机关的要求也可采取请求书所指定的方式，但以不违反本国法律为限。
　　二、如果被请求机关不是执行请求的主管机关，应立即将请求送交主管机关并告知请求机关。
　　三、如果请求书提供的地址不准确，或者有关人员不在所提供的地址居住，被请求机关应努力确定其准确地址，必要时可要求请求机关提供补充说明。
　　四、被请求机关应将执行请求的结果通知请求机关，并随附所获得的证据。
　　五、如果请求无法执行，被请求机关应将文书退回请求机关并说明妨碍执行请求的原因。

　　第十条　通知调查取证的地点和时间
　　被请求机关应根据请求将调查取证的地点和时间及时通知请求机关，以便有关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可依照被请求缔约一方的法律届时在场。

　　第十一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和豁免
　　一、经传唤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司法机关出庭的证人或鉴定人，不论其国籍如何，不得因其在离开被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前的犯罪行为或被判定有罪而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对其起诉、拘留，或者采取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对此种人员亦不得因其证词或鉴定而予以起诉、拘留或惩罚。
　　二、如经传唤机关告知已不再需要其出庭之日起连续三十日，证人或鉴定人有机会离开却仍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停留，或离开后又返回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前款规定的豁免则应予以终止。上述期间不应包括证人或鉴定人因其所不能控制的原因而未离开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领土的时间。

　　第十二条　证人和鉴定人费用的补偿
　　一、请求机关向证人或鉴定人支付的生活费和偿还的旅费应自其离开居住地起算，并应按照至少等同于请求机关本国现行的标准和规则的规定进行计算。
　　二、请求机关应根据请求向证人或鉴定人预付全部或部分旅费和生活费。

　　第十三条　拒绝作证
　　在执行请求时，有关当事人可以拒绝出庭作证，如果：
　　（一）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法律有拒绝作证的特权或义务；或者
　　（二）根据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法律有拒绝作证的特权或义务，并且此种特权或义务已在请求书中说明。

　　第十四条　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的拒绝
　　如果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可能有损于本国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可予拒绝，但应将拒绝的理由通知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

　　第十五条　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的有关费用
　　缔约双方司法机关互相免费代为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被请求机关为执行请求而向鉴定人、译员支付的费用和按照本条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特殊方式执行请求时所产生的费用除外。

　　　　　　　　　　第三章　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第十六条　承认与执行裁决的范围
　　一、根据本条约规定的条件，缔约一方应承认与执行缔约另一方作出的下列裁决：
　　（一）法院对民事案件作出的裁决；
　　（二）法院就刑事案件中有关损害赔偿所作出的裁决。
　　二、本条所指“裁决”亦包括根据第二条规定被免除诉讼费用保证金或法院费用预付款的当事人应交纳诉讼费用的裁决，以及调解书。
　　三、符合本条约规定条件的“裁决”只有在本条约生效后才具有法律效力并可执行时，方可承认与执行。

　　第十七条　承认与执行的条件
　　本条约第十六条规定的裁决在下列条件下应予承认与执行：
　　（一）按照在其境内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该裁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和可执行的；
　　（二）按照被请求在其境内承认与执行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院具有管辖权；
　　（三）按照在其境内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未出庭的败诉一方已经合法传唤，无诉讼行为能力的败诉一方已依法得到代理；
　　（四）被请求在其境内承认与执行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院事先未就相同当事人之间的同一案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或当事人事先未就同一案件向上述缔约一方法院提出诉讼；
　　（五）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与被请求在其境内承认与执行裁决的缔约一方法律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

　　第十八条　请求的提出
　　关于承认与执行裁决的请求，可由双方当事人直接向承认与执行裁决的主管法院提出，也可由缔约一方法院按本条约第四条规定的途径向缔约另一方承认与执行裁决的主管法院提出。

　　第十九条　请求的附件
　　承认与执行裁决的申请应附以下文件：
　　（一）裁决的完整和准确的副本；
　　（二）向败诉一方送达裁决的证明，或其他任何替代送达证明的真实文件；
　　（三）裁决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如果裁决本身不能表明它是最终的话；
　　（四）对于缺席裁决，证明缺席裁决的被告已经合法传唤的文件，除非裁决本身已对此予以说明；
　　（五）证明无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已得到适当代理的文件，除非裁决本身已对此予以说明；
　　（六）上述裁决和文件的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文字的准确译文。

　　第二十条　承认与执行裁决的方式
　　一、缔约双方的法院根据本国的法律承认与执行裁决。
　　二、缔约双方的法院应仅限于审查裁决是否符合本条约规定的条件，不应对裁决作实质性审查。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一条　交换情报
　　一、缔约双方相互提供本国现行的法律及其司法实践的情报。
　　二、提供情报的请求应注明请求机关的名称及请求提供情报所涉及的案情。

　　第二十二条　认证的免除
　　在适用本条约时，缔约一方司法机关或其他主管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制作或证明的文件及其译文，如经签署并加盖公章，则在缔约另一方司法机关和其他主管机关使用时无需认证。

　　第二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缔约双方因解释或实施本条约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五章　最后条款

　　第二十四条　批准和生效
　　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布达佩斯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日开始生效。

　　第二十五条　终止
　　本条约自缔约任何一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提出终止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失效，否则，本条约无限期有效。

　　本条约于一九九五年十月九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用中文和匈牙利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缔约双方全权代表在本条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匈牙利共和国代表
　　　　肖　扬　　　　　　　　　　　　　沃什道格·帕尔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