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已由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1999年4月2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实施科教兴滇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专门培训，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三条 实施职业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紧密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进行职业指导，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
城市职业教育应当与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和职业培训紧密结合。农村职业教育应当与农业开发、农业技术推广紧密结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积极推进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职业教育的规划、管理、科研和督导评估等工作。
劳动、人事、经济计划、财政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做好职业教育的有关工作。
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并在劳动用工中，实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和公平竞争，择优录用。
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应当面向市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
第五条 在全省应当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相互衔接，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第六条 职业学校教育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教育。
初等职业学校教育是初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属于国家义务教育。农村应当在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中，积极发展初等职业教育，或者在普通初中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是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含职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学校教育，应当调整学校布局，优化专业和课程结构，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
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结合高等教育的改革、调整，积极发展。
第七条 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下岗培训、转岗培训、农村成人技术培训以及其他职业性培训。
职业培训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分别由相应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实施。
第八条 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举办或者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第九条 职业学校的设立、变更和终止按照下列规定办理申报审批手续：
（一）初等职业学校，由学校主管部门或者办学单位申报，经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二）职业高级中学，由学校主管部门或者办学单位申报，经地、州、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三）中等专业学校，由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或者省级主管部门申报，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四）技工学校由州、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或者省级主管部门申报，由省级劳动行政部门和计划行政部门审批；
（五）高等职业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批。
第十条 职业培训机构设立、变更和终止，由教育、劳动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管理权限审批。
第十一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发布招生广告，应当报经批准其设立的教育或者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和高等学校，可以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规划，实施同层次的职业教育。
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和高等学校实施同层次的职业教育，按照下列规定办理申报审批手续：
（一）普通初中附设初等职业教育班，由学校申报，经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二）普通高中附设职业高中教育班，由学校申报，经所在地的地、州、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三）高等学校附设高等职业教育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批。
第十三条 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相关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实验、实习；对参加实验、实习的教师和学生应当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不得安排学生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第十四条 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期满，经学校考核合格者，发给由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动行政部门验证的学历证书；技术性专业（工种）的学生，经劳动行政部门的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机构鉴定（考核）合格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核发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接受职业培
训的学生，经培训的职业学校或者职业培训机构考核合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培训证书。
学历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是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毕业生、结业生从业和享受相应待遇的凭证。
第十五条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可以从当地实际出发，确定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和模式，发展有当地特色的职业教育。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对口支援。各级教育、计划、财政、劳动和人事部门，应当在经费、师资、基建、设备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进行扶持。
第十七条 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定向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学生，特别是农村少数民族学生；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办民族职业班。
高等职业学校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时，可以适当放宽入学条件或举办预科班。
第十八条 职业教育经费采取财政拨款，行业、企业事业组织和用人单位合理承担，办学者自筹，收取学杂费，勤工俭学和校办产业收入，社会资助和捐赠以及金融贷款等多种渠道筹集。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职业教育经费。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用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年增长。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安排职业教育专款，用于加强骨干职业学校建设和扶持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
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征收的城乡教育费附加和省人民政府按照教育法有关规定开征的用于教育的地方附加费，应当安排不低于15％的比例用于发展职业教育。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科技开发、技术推广的经费适当应用于农村职业教育。扶贫开发经费中的财政性经费，也应当适当用于农村职业教育。
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有计划地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并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所需经费。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把职业学校的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统筹安排职业学校的基本建设用地和生产实习基地，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优惠。
第二十二条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实行产教结合，可以举办与职业教育有关的企业或者生产实习场所，并享受国家有关税收、贷款等优惠政策，其收入主要用于发展职业教育。
第二十三条 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应当高于同级普通学校标准。具体标准由同级人民政府确定。职业学校举办者应当按照规定足额拨付职业教育经费。
第二十四条 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可以按照规定收取学费，收费标准按照收费管理权限，由省教育、物价、财政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和残疾学生的学杂费等，应当酌情予以减免。
鼓励境内外组织及个人向职业教育提供资助、捐赠或者设立职业教育奖学金、贷学金。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将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纳入教师队伍建设规划。
高等学校应当承担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任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担任兼职教师并给予相应报酬。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给予支持。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逐步实行评定教师职务和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取得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制度，学校对具有双职务资格的教师在晋级、住房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职业教育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广告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 在职业教育活动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9年10月21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云南省职业技术教育条例》同时废止。



1999年4月2日
如何维护法制的统一

高 原


谁来维护法制的统一，如何维护法制的统一，等等，似乎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肃问题。一部法律制定后的目的就是能够有效、完整及全面的执行，但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居然未能引起法学界及司法界的足够重视，这个倾向是相当危险的。笔者在此仅仅略举三个方面的问题，以作抛砖引玉之用，希望更多的学者及全社会都能予以关注。

一、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问题
近年来随着司法解释活动的活跃，司法机关越权解释的问题似乎愈来愈显突出，不仅包括了实体法中民事主体基本权利义务的享有与承担，也涉及到了程序法中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限制与丧失，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出卖人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规定实际上改变了合同法有关的责任承担规定，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诉讼参与人举证权利的规定实际上产生了证据失权的后果，等等。由于我国的司法制度并未授予法院“造法”的权力，所以最高法院也就只能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的相关规定对法律进行解释，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并非严格如此。当然，最高法院总是以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滞后等原因来说明甚至辩解其行为的正当性，但是笔者却以为，就算是“恶法”也要遵守，只能通过合法的方式与程序来要求修改与废止，而不能自行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来使其发生实质上的不适用，甚至相当于修改了法律，这样做无疑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总体上来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可行的，解决了我国的一些立法太过于简单操作性不强等问题，甚至填补了一些法律漏洞。而且自去年开始，司法解释工作增加了透明度，公开司法解释的草案来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与建议，应当说可以尽量减少司法解释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是制定司法解释程序及方式方面的一个新举措，值得提倡与肯定。

二、 地方各级法院的规范性文件问题
目前有些地方法院也总想“有所作为”，各自制定了一些适用于本地区法院系统的指导性文件，尽管也可以起到在“本地区内统一认识与审判”的作用，但却出现了一些错误甚至形成了典型的地方主义。这里暂且不深究其动机与目的如何，但面临的问题却不能回避，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制定者对指导性文件的基本理论或认识发生错误并导致错误的审理与判决从而影响到法律的公正时如何处理？二是比较典型的地方主义，通过规定法院管辖、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等方面来对本地区内的诉讼主体进行保护。当然，有些“高明”的法院并不直接把相关规定写在纸上而是要求运用在实践中，但这些作法无疑会对公正司法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妨碍到法律的统一实施。甚至有些法院各行其是，相同的案情在不同地区的法院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认识，判决结果也迥异，从而影响到公民对法律或法院的信任与评价。长此以往，难免会出现各地方法院指导性文件的“割据”状态，其负面作用与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 地方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与法律冲突问题
中国法律制度并不类似美国，没有规定与形成中央（联邦）与地方（各州）、地方与地方（各州之间）各自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而是统一施行于全国的法律制度体系。就算是地方权力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需要制定相关的法规或规章，立法法第六十四条也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立法机关或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实质修改法律，比较突出的例子如公司法律制度改革方面，广东省于2003年9月对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出资的方式与期限、无形资本所占的比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与公司法不相一致的规定，北京市工商局甚至对公司经营范围等方面都作出了相应的修改，实际上使公司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这些地区形同虚设。还有的地方法规或规章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近期法学界讨论热烈的“李慧娟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看来确实迫切需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与立法监督机制，以免使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在实践中被肢解，甚至在施行中变了样。

由于我国立法法并未对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及规章的审查作出详细的规定，很难操作，而且实践中也无成功的司法审查及立法审查监督先例，无疑是立法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一个重大缺陷，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个不足之处。当然，各种情况的发生似乎都有各自的“正当”理由，有的是地方法院确实为了“统一地方法院认识”，以使此类案件在某一地区能够得到相同或相类似的审理与判决，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全部都是正确的。有的是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从而作出了与国家法律不相同的规定，但这些行为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在对抗国家法律的施行。不管其行为的理由或正当性如何，国家机关对抗或阻挠法律统一施行的行为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因此，笔者希望国家有关机关应当对这些事件予以足够的重视，深入研究存在的这些问题，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在加强立法与法律修改工作的同时建立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审查监督机制，以免让各部门各地方自行其是，从而影响法律的权威并破坏法律的统一施行。



完稿于2004年2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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