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广州市商业银行早知道许霆案是给付错误，蓄意隐瞒而铸成大错。
　　许多人对现代银行的电子化、自动化、网络化运行模式缺乏了解，对银行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传统观念上，这是引起许霆案被误判的根源。
　　过去的银行，没有电脑和ATM机，每一个银行职员是单独代表银行的，具有决定权。现代银行都是以省为单位，设立一台银行主机作为核心，该银行全省的营业窗口（电脑+柜员）和ATM机都是服务终端，银行主机与所有的服务终端通过网络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现代电子银行。
　　银行的柜员将客户存款、取款的请求输入电脑，只有在银行电脑主机同意后，银行柜员才能收取客户的存款和支付客户的取款。ATM机也是终端，只是存款取款等请求需要客户在ATM机上自助操作才能向银行主机发出，同样是在银行主机同意之后，ATM机才能自动收取存款和支付取款，所以叫做自动柜员机。单个的ATM机或单个的窗口（电脑+柜员）都不具有独立性，他们都受制于银行主机。
　　ATM机等同于银行营业窗口中的电脑+柜员。两者之间，一个是自然人，一个是机器人，似乎明显不同，然而在地位与功能上，他们完全是一样的。这里柜员只是机器的辅助工具，既没有独立性，又没有决定权，与传统的银行观念大相径庭。
　　如果将银行主机和ATM机的操作系统，用文字和图表的形式表达出来，就会发现ATM机与银行主机构成的组合体，是基于逻辑判断而运行的，模拟了银行管理者的思维和行为，因而直接证明了组合体就是代表银行意志的电子代理人，并且组合体是无人值守自动运行的，等同于银行有电子代理人24小时值班，随时为客户提供服务。可见，基于逻辑判断运行的组合体与基于响应而运行的自动售货机是完全不同的。
　　许霆在ATM机上按键“1000”，实质上是向银行发出一个取款1000元的请求。这个“1000”输入后，并不代表整数1000，而是代表一个字符1和三个字符0组成的字符串“1000”。涉案ATM机操作系统在设计时，需要将字符串“1000”两次转换成整数1000。第一次转换时没有错误，所得的整数1000用于除以100计算得出商值为10，这个10代表自动柜员机在允许付款时，ATM机数钱给许霆的100元面钞的张数。第二次转换时发生错误，本来应该转换为整数1000却转换成整数1，原因是程序员没有调整好数据格式造成的。第二次转换所得的整数1或2是发送给银行主机的，这个数字代表许霆请求取款的金额。
　　由于程序员操作上的疏忽，许霆请求取款的金额从1000元或者2000元变成了请求取款1元或者2元，银行主机收到ATM机发送来的取款请求后，自动调取保存在数据库中的许霆账户及存款余额，请求取款的金额与许霆账户中的176.97元相比，取款请求的金额小于存款的余额，显然银行主机（相当于大脑）会同意许霆的“取款请求”，每次同意取款后就要从许霆账户中扣账1元或者2元，再将新的余额数字保存到数据库中。每次同意扣账后，银行主机必然要向ATM机发出付款指令，启动ATM机的付款开关。ATM机的付款机构被启动后，实际付给许霆100元钞票的张数，并不是由银行主机的付款指令决定的，而是由前述第一次字符串转换后计算的商值决定的。因此，就发生了每次扣账是1元或2元，实际支付给许霆的金额却是1000元或者2000元的事实。
　　ATM机验过许霆银行卡密码后，意味着双方身份就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银行电子代理人因自身原因，对许霆取款请求产生重大误解而同意取款的，尔后支付时又发生了给付错误。显然，许霆案是两个错误重叠的结果，且错误又是银行自身的原因引起的，当然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银行自始至终参与其中，所谓“银行不知道”的说法，所谓银行金库忘了锁门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
　　涉案ATM机是广州市商业银行租用广电运通公司的，日常维护由广电运通公司负责。银行内部都有霸王规定，现金短款，则由柜员（或ATM机运营公司）赔偿，现金长款，则归银行所有。许霆案发生后的第三天，ATM机的运营商广电运通公司就全额赔偿了广州商业银行的全部损失，充分说明广州市商业银行早就知道是给付错误，可是为了一己私利，故意隐瞒，结果酿成了大错。
　　
　　作者单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肖佑良
　　
雇佣司机将车私自出售的行为如何定性
关键是如何理解“代为保管”的民事法律关系

任全辉

　　基本案情：
　　2007年7月，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大红山锰矿从业人员刘某雇佣金某驾驶东风康明斯自卸车在大红山锰矿转矿，2007年7月27日金某趁雇主刘某不在矿区之机，将车开到敦煌市北关旧货市场何某处，谎称自己的车辆年久破损不能继续使用，现准备以废铁价格出售。经商议，以价值l6000元成交。由于金某无任何身份证明及车辆手续，何某先付9000元，等金某手续齐全后再付剩余部分，金某拿到9000元后逃离敦煌。
　　分歧意见：本案争议的的焦点是雇工金某对雇主刘某康明斯自卸车是否存在代为保管的法律关系。对于此案的办理过程中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虽将东风康明斯自卸车交与金某驾驶在矿山转矿，但刘并没有将自卸车交付于金某保管，只存在雇佣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代为保管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金某的行为系以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应当认定是涉嫌盗窃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与金某的保管协议可以成立，尽管嫌疑人金某采取秘密手段背着刘某将车辆以年久破损的理由以废铁出售，但是这种手段只是为了掩盖其侵占行为而已，而金某的行为明显有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占为己有的性质，应当视为侵占行为。
　　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本案对金某行为定性的分歧焦点在于行为人所持之物是否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而基于此协议形成的保管关系究竟有无成立，直接关系到金某的行为应当怎样定性。判定此协议的效力和该协议是否成立、生效，这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但是在这一个刑事案件中，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才能明了案件的定性问题。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九章对保管合同的规定，保管合同是不要式的合同，即不规定特别形式的合同。从双方雇佣合同内容来看，雇工金某履行自己的义务首先要占有或持有康明斯自卸车，其次为保证义务的履行，金某必须要对车辆实施必要的保管措施，确保车辆的安全使用。所以，本案中雇工金某对雇主刘某康明斯自卸车的代为保管义务是一种雇佣合同上的附随义务，金某对车具有代为保管之责。
　　第二、基于控制说，我们认为，刘某将东风康明斯自卸车交付金某保管使用，就完成了占有权的合法转移。而这恰恰意味着，自金某所使用之日起，就拥有车辆合法的占有权。因此，在其控制支配可及的范围内，无论刘某是否在场，金某非法处理代为保管物的行为的性质并非盗窃而是侵占。
　　第三，金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侵占罪与盗窃罪同属侵犯财产罪，在许多方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盗窃和侵占的重要区分，即在客观方面，盗窃是对他人在物上的所有权的侵犯，其物既归他人所有，又为他人支配，行为人以非法的、秘密的手段窃取该物并转为自己所有；而侵占则是在行为人已经获得了对物的合法持有权，或者说获得了合法的支配权的情况下，进一步要将财物非法占为自己所有，即获得非法的所有权。从本案看，金某在获得合法占有代为保管车辆的情况下，擅自非法处理，变相获得车辆的所有权，而其携款潜逃的行为我们可以视为具有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合法持有的他人遗忘物、埋藏物非法据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因此，金某的行为符合侵占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涉嫌侵占罪。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盗窃罪与侵占罪虽然看似有较大差距，但正如侵占罪别称“监守自盗”的描述，在具体的认定上确实会存在一些问题。就本案而言，区分盗窃与侵占必须注意一个重要的要点，即财物的支配权是否有合法的转移，并且对于支配权的转移不应机械地认识，而应当关注对具体物的实际控制情况怎样。只要是将财物置于了行为人可支配的范围之内即应视为交付已形成和支配权已经转移，从而认定是侵占行为，而非盗窃。
　　从对此案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虽然是一个进入公诉程序的刑事案件，但是问题的关键却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的判定问题。这说明，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办案人员必须具有更为全面的法律素养和过硬的业务能力，才能使我们的司法工作更加细致、合理，更加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