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

钱贵


　　一、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现状
　　(一)教学条件相对落后
　　一般情况下，选择公办学校就读是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理想渠道，因为这些学校教育设施比较完备、管理相对规范、教学质量较高。但是由于公办教育资源的总供给无法满足进城农民工子女总需求，多数进城农民工子女只有选择社会力量举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是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条件相对落后，如校舍多为改建或搭建，缺乏必要的教学器材和设备，相当一部分学校不能开足、开齐课程方案规定的课程，教师数量不足、来源复杂，多数不具备教学经验。
　　(二)失学问题仍然存在
　　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根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对北京、深圳、武汉等9个大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情况的调查显示，流动儿童中一直未上学者占6.85%，失学者占2.45%。可见，我国有近100万进城农民工子女不能及时入学。
　　(三)地方政府缺乏管理
　　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但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流入地政府还没有制定相关配套措施，也没有将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纳入本地事业发展规划，尚未建立专项经费。
　　二、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必要性
　　(一)教育人权主义理念
　　“人人皆有受教育之权”被写进《世界人权宣言》以来，受教育权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权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准则。这一准则在随后的国际条约中被不断地加强和重申。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以采纳为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意即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必须在该过得到真正的落实，并且不是“渐进性的”而是“即刻性的”。我国作为条约缔约国，受教育权在宪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已得到充分的肯定，《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可见，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权领域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是国家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受教育权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互相促进。社会发展必然要求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一方面，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当地政府的教育是共享改革成果的必然要求，不仅他们的父母是城市的建设者，而且他们自己很可能成为该城市的主人。另一方面，农民工是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阶段从农民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如何对待这一社会群体，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进程，而且关系到我国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如果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他们在城市就很难有更多的发展空间;那么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不
　　可能得到合理的转移，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也必然受阻，社会发展也将受到制约。
　　(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和谐是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成统一、协调和调和，它标志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诸多要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和谐社会必然包含和谐教育，和谐教育必然要求教育公平，使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地接受教育。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教育的应有之意。笔者认为，如果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缺乏保障，就不会有农民工及其子女与城市、社会的和谐相处;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消除侵犯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不和谐因素，把不和谐的状态归于和谐。
　　三、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
　　(一)制定《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法》
　　教育理想的实现必然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实现必然需要有保障的教育经费。为了避免国家投资由于政策改变而改变的不稳定性，进一步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纠正法律在权责、投资比例等方面规定不清的现象，及时制定规范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比例、用途等环节的《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法》确有必要。首先应当建立健全中央财政承担义务教育的补助制度，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进行补助。其次应当建立健全省级以上财政承担义务教育专项资金制度，要求省级政府统筹本地区的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再次应当建立健全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制度，对侵害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政府和个人追究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二)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要从根本上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问题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它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离开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而言进展不大。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应结合实际，循序渐进的进行。首先将城镇落户条件由户籍限制改为条件限制。凡是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公民，均可按照本人意愿申请该城市户口。其次逐渐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教育、就业、住房、养老、医疗等各种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还户籍制度只是用来证明公民身份和满足社会管理的本来功能。再次赋予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是消除城乡差别和实现农民公平等就业的良好路径。最后尽快出台《户籍法》，用法律的形式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果进行规范，将公民拥有依法迁徙入籍的自由和取得入籍居住资格的条件写入法律。
　　(三)健全网络学籍管理制度
　　由于进城农民工子女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实践中对他们的学籍管理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加强相关法律的修改，逐步建立全国联网的义务教育学生电子学籍卡系统，扩充学习档案数据库，实现学籍卡的网络化管理，从而保证进城农民工子女学习情况记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简化其转学的相应手续。
　　(四)推行教育券法制化
　　教育券又称教育凭证，它是指政府发给学生用于选择学校，代表一定数额现金的证券，是掌握在家长手中的一种受教育的权利。这一理论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他主张政府应当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家长，家长可以自由选择收费不同的学校，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券值相等的现金。这样学生可凭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就读，学校之间也会因为学生掌握充分的主动权而增加竞争，从而提高学校教育的整体质量。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推行教育券制度可能是解决其平等受教育权的又一有效办法，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法律的方式规范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券制度，在新《义务教育法》对弱势义务教育对象财政投入不均进行补偿原则的前提下，各地方机关应当根据国家上位法确定的原则制定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有关教育券的地方性法规，以此来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五)完善教育救济制度
　　有权利就有救济，国家应当为该国公民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救济手段十分重要。因为只有法律得到实施并以一定方式进行，法律权利才能被尊重，然后名义上的权利才能变成实际存在的权利”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是一种公权性质的社会权，除了受教育者与当地政府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外，学校与学生发生以受义务教育权为内容的法律关系也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因为这时的学校实际代表着政府行使教育权，履行教育义务。当发生涉及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教育歧视、开除学籍等方面的纠纷时，应当将这一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畴，使政府和学校接受司法的审查。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关于2008年意大利法经济学年会与野马的对话

龙城飞将


　　野马参加了2008年意大利法经济学年会感觉深受打击，感慨良多 。我在他的博文下留言，遂有我俩之间的一些对话，现在将它记录下来。

　　野马感觉深受打击原因有三：其一、意大利的法经济学已经进入本土化实证研究阶段。其二、意大利的法经济学年会坚持用英语交流。其三、他们数学模型用得好。他的结论是，“人生其实很短暂”，意大利的法经济学家们“把为学术研究和兴趣作为第一位，而不是考虑很多功利的目的，和他们相比我很汗颜，他们的这种精神难道我不需要学习吗？”

　　对野马的感慨，笔者完全理解。

　　笔者认为，中国的法经济学之所以没有进入到本土化研究阶段，原因在于研究者们还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何为法经济学。尽管他们介绍法经济学的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但实质上并没有真正理解它。我见过这样一篇文章，一个博导和一位博士生，煞有介事地向人们介绍法经济学，但自己却连法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没搞清，读过他们的文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猪肉+牛肉＝猪肉。

　　实质上，法经济学并不神秘，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的问题。把握了这个原则，对法经济学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

　　至于用于交流的语言，我认为英语好，便于国际间交流，固然是好事。英语不那么好也不影响在中国的研究者们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的问题。并不是英语好才能进行研究，英语不好就不能进行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中文好就能够在中国进行法的经济学研究，英语好则便于国际交流，把中国的研究成果交流到国外，把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

　　法经济学的本质是用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的问题，包括法律问题、法理问题、具体案例问题、司法过程、立法、行政执法、公民守法问题等，这就决定它所使用的工具是经济学工具，可以说它的核心工具是成本——效用分析。

　　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倾向，这就是大量地使用数学工具。由真实的初等数学到后来的高等数学，由微积分到线性代数，由博弈论到其它更新型的数学方法。这与其所研究的对象及研究体系、传统有关系。是不是一定数学好才能学好经济学，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肯定的角度来说，数学好的人，建立一些模型，别人看不懂，容易得到学术霸主的地位。但有些人是只建立了模型，实际上无法求解，有些人是有模型有解客观现实的发展总是与之愿望相违背，所以数学越用得高深亦有很大比例预测与分析不准确。所以在搞实际经济工作的人看来，许多情况下模糊就是精确，精确反而是糊涂了。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学领域，数学是经济学的工具，而不是经济学本身。而且是次级工具，因为经济学的最基本工具是成本效益、供应需求等，它不可能替代成本效益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只能为这些基本概念服务。
　　到了法经济学领域，实质上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的问题。经济学在法经济学中的地位就是工具的地位，此时，数学模型就是工具的工具。即使是法经济学的几个大名人，包括波斯纳、科斯和边沁，他们一再强调法学研究要注重量的方面，却也是极少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波斯纳在法官的效用函数中用了模型，那是学过中学的代数的人都会用的。他列出了模型，却没有实质去求解。这证明他的数学也是不很好，但这并不妨碍他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的问题。

　　有一本书名为《法律的博弈分析》 ，相信许多人买到了这本书。但真正读过，或者真正读懂的人却不一定多。
　　据介绍，该书首次运用博弈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来提高我们对法律是如何起作用的理解。围绕博弈理论主要的解概念来组织内容，本书揭示了人们熟知的囚徒困境、性别战、啤酒蛋糊以及鲁宾斯坦讨价还价等博弈可以用来阐明许多不同种类的法律问题。《法律的博弈分析》突出了起作用的基本机制，并展示了博弈概念及相关法律问题自然的递进过程。
　　该书最为综合和最为概括的方面是其对于（非合作）博弈理论如何特定地应用于法律问题分析首次作出了非技术性现代指导。它是读者容易理解的具体数量例子的分析，不是抽象概念的理论式表述。作者利用真实的案件或假设的前提介绍并说明了现代博弈理论的突出内容。《法律的博弈分析》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它将成为法学研究中增加使用博弈理论模型的催化剂，人们在未来将认识到本书在这一领域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伴随着这种影响，本书必将获得应有的赞誉。令人高兴的是，这样的影响对于法学领域有极大的益处而这样的赞誉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本书不是一般的数学模型，几乎是把博弈论的教科书套上法学的问题演算了一遍。但进入社会实践估计非常困难。而且，写这书的人也是法学教授与经济学教授的结合，两个领域的教授都想创新，就产生了这本把博弈与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法学领域的专著。如果把这两个学科的教授分开，也许谁也做不成事。
由此可见，写出这本书，已经是非常之难，必须是法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的教授能力合作，而且经济学教授还必须是精通数学，尤其是博弈论的。学懂这门课亦很难，因为读懂这本书需要懂一些法学、懂一些经济学、懂一些数学，最重要的是需要懂博弈论。如果再把这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中，更是难乎其难。若用于立法，需让立法者们同时具备法学、经济学、数学尤其是博弈论知识，若应用于司法实践，亦需令法官、检察官和警官们懂这些专业知识！

　　从纯学术的角度，国外的经济学人确实数学水平非常高。这使得很多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者很不服气。不独如此，早在马克思之前，这种风气已经形成。所以过去我们读《资本论》时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就，马克思在这本书只用了初等数学。实际上，马克思的数学水平很高，许多人研究他所写的《数学手稿》，说在其中有辩证法的理解和解释，这是一般数学家也很少注意的。但《资本论》连初等数学也用得很少。
　　而近现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建立数学模型的倾向越来越强烈。但是我认为，数学模型在经济学中的作用，经济的宏观方面主要有投入产出经济学以及一些宏观经济问题的数学分析。微观方面则侧重一些具体问题，包括产业经济学一般认为属宏观经济学，但也用数学来分析具体的企业之间的问题。而波斯纳和科斯都是较少用数学，尤其是高等数学。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斯拉法，以一本薄薄的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创建了自己的斯拉法体系。他的数学非常好，在这本书主要是就要线性代数。这在经济学们谁也不敢否认他的成就，因为懂高等数学的经济学们本来就不多，懂线性代数的经济学家更好，所以他的著作写出来后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没有人有能力对此进行批评。
　　不巧的是，有一天，一位数学家百无聊赖，同时也可能是他觉得在数学领域找不到发挥自己特点的地方，就用数学来研究经济学问题。可怜的本来数学很好的斯拉法被他选中了。这位数学家研究了斯拉法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同样用斯拉法的方法却否定了斯拉法。所以，数学也有两类，一类是纯数学。如陈景润所研究的，纯数学。从数学的提前演算出数学的结果。另一种是用数学的方法解决经济、军事甚至民主政治等的问题。此时，他们在数学领域实质上没有真正的建树，他们的贡献在于用数学方法解决了别人没法解决的问题。

　　数学是研究数量、结构、变化以及空间模型等概念的一门学科。透过抽象化和逻辑推理的使用，由计数、计算、量度和对物体形状及运动的观察中产生。数学家们拓展这些概念，为了公式化新的猜想以及从合适选定的公理及定义中建立起严谨推导出的真理。从这个角度看，数学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公式化的推理方法，是一种数字化的逻辑学。
　　从这个角度看，数学或经济学的很多分支可以应用于法学领域。例如，投入产出经济学可以测算法律部门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成本、投入等。博弈论可以研究人们在执行合同时、罪犯在是否犯罪以及是否认罪时、法官在判决时是否受到各种与其个人利益相关的因素干扰时的问题。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充分应用了数学才能够达到完美的境界。法经济学应用数学的路径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学问题，而经济学又使用数学的方法，即以数字化逻辑的方法进行推理。这种推理就和法律推理一样，是由一些前提和条件出发推导出某个现象的原因或结果。
　　经济学也有许多分支可以应用于法学，并不仅仅是制度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可以用来研究上述这两类问题。信息经济学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理论可以用来研究民法中的代理人理论、国家理论、司法权理论等。当然，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用来研究法律的成本，包括建立一种法律制度或立法的成本、守法违法的成本等。若研究到极细微深入的地方，也可以使用使用数学方法，建立一些模型，进行一些演算与论证。

　　野马认为，现在有的经济学博士的数学已经不比数学博士差，我们可以承认存在这种情况。但可能的情况是，若他是在数学方法上进行创新，他就不是经济学博士，而是数学博士。若他是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问题，就是在数学的方法上没有创新，只是用数学方法进行这种经济学的研究。当然，也许他可能是两兼有之。

　　野马认为，在国外法经济学归属于经济学多一些。对此，我持保留态度。不管这是什么权威的观点，我们都不能轻易地被他们“忽悠”了。研究任何问题的思路总是先定性，后定量。法经济学的定性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的问题，所以它本质上法学，不能是经济学，更不能是数学。它本质上要为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服务。
　　如果倒过来看，若是用法学的基本方法去研究经济学问题，就是“经济法学”了（当然不同于我们现在的经济法学科），此时的学样才可以归属到经济学。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的出现，希望有这样一批法学专家也用法学的方法去研究经济学问题，创立一门新的“经济法学”，或称“经济的法学研究”，也做一回“法学的帝国主义”，不失为利国利国的好事。

　　如果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在法经济学领域当然是现在的法学专业和经济学专业的人都得汗颜，只有数学与英语双料的人才可以做法经济学研究。或者说天才级大师，他同时具备法学、经济学、数学、英语这四语硬功课的良好基础，才可以进行研究。
　　若是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具体的法学问题，当然是经济学与法学双料学科的人占优势，或者说他们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2009-12-7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zjysino2008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