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河南省平顶山市城市信用社 张要伟 zhangyaowei197@sohu.com）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一直是法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司法实践界和学界仍然存在争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学界逐渐形成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使之与单纯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一致的观点。但是就精神损害赔偿在法律根据上是否已经可以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的问题，笔者认为仍有必要予以廓清。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最基本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两个条文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根据字面意思，很明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于“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但何为“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学说上仍然存在争议。就精神损害，外国和台湾地区民法谓之“非财产上损害”，从立法例的体系上解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并不涵盖精神损害。
但是，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仅仅限于“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垢病。多数学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同时进行，预防诉讼的过分拖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在程序上稍别于单纯的民事诉讼，但其本质功能仍然在于解决民事纠纷，而非刑事纠纷，因此其与单纯民事诉讼并无本质上区别的根据和必要。此外，不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纯的民事诉讼，均属于程序法，其着重点在于规定诉讼的程序，而非直接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直接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属于实体法的任务，并非作为程序法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解决的。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应当依照民事实体法而非按照刑法或者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上述关于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观点，只是学界的观点，并无法律上的实在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００〕４７号）完全局限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于“物质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０１〕７号）实施后，有人根据该解释第十二条“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有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定，提出了法释〔２００１〕７号实际上已经允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但是，随后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不但否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可能性，而且同时规定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彻底粉碎了认为法释〔２００１〕７号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的看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出台后，有人根据第三十六条“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的规定，又提出了该解释实际上废除了法释〔２０００〕４７号和法释〔2002〕17号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关于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其出发点和愿望当然是良好的，但是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正如法释〔２００１〕７号不能否定法释〔２０００〕４７号，法释[2003]20号仍然不能否定法释〔２０００〕４７号和法释〔2002〕17号。虽然这样解释并符合上面所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本意所在，但是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修改之前，超越法律文义可能涵盖的范围之外去解释法律，不管其主观意愿如何良好，其结果都将是违反国家现象法律的，因此也不会得到也不应该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否则法制的统一将成为一句空话。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虽然在本质上没有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苛求最高人民法院超越法律行使司法解释权，如果那样将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在实际上承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现实法律的无奈。这个问题只有通过随后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去完成，而不能由最高人民法院越俎代庖的去进行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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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和金融凭证诈骗若干问题研究

张向阳 蒋丽梅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四个方面讨论了票据和金融凭证诈骗罪的定性问题。在客观方面，首先从对刑法194条规定的“使用”的理解和“使用”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入手，由浅入深讨论了实务中的疑难问题，如冒用他人金融凭证、使用虚假的票证质押贷款、倒卖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使用作废的金融凭证、对空白支票的非法补记、盗用他人印章出票等行为进行了分析探讨，力图在理性思考之中，对司法实务有所启迪和裨益。此外，在主体、主观上和数额认定等方面，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澄清，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关键词：票据和金融凭证诈骗 客观方面 主观方面
主体 数额


票据诈骗和金融凭证诈骗是刑法194条规定的两个罪名，也是近年来发生在金融领域中的多发性犯罪，点多面广，发案率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是刑法重点打击的犯罪之一。随着金融体制的变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金融诈骗犯罪日益复杂化，新情况、新问题多，政策性专业性强，理论上争议较多，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审理难度很大。如何正确认定现实中遇到的纷繁复杂，表现各异的金融票证诈骗(本文讨论的票证仅指刑法194条规定的票据和金融凭证)，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等问题，是摆在我们审判人员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客观方面的有关问题
1、关于对“使用”的理解
刑法194条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和金融凭证进行诈骗活动分别构成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这里的“使用”指的是刑法意义上的使用，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用伪造、变造的或作废的等票据和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冒充真实的票据，进行诈骗活动。“使用”必须是遵循票据和金融凭证的商务用途去使用，即支配、交付、转让等而非一般意义的“使用”，如倒卖，展示和收藏等。即根据票证的不同功能分别用来兑付现金，骗取资金、抵债、设押、消费和接受服务等等。“使用”的目的是追求经济性利益，直接侵犯公私财产所有关系。不同的金融票证，其使用方式也不相同。票据和存单等的使用以交付为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至于其复印件或传真件，不发生任何权利的转移而无丝毫可使用性。而对于银行信汇凭证和电汇凭证等，付款人经开户银行汇款后，取得受理银行签章的回单联收执，收款人并不能同时取得信汇或电汇凭证的回单。付款人为证明已付款项，将该回单传真给收款人，应视为对金融凭证的使用。此外，本罪的“使用”既包括明知是虚假无效的票据或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而单纯使用的行为，也包括伪造、变造后又使用的行为。对于后者，实际上是两个行为，刑法将这两个行为均规定为犯罪，如果行为人仅仅伪造、变造票据和金融凭证，而没有使用骗财的，则构成了刑法177条规定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但司法实践中，这两种犯罪往往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表现为行为人先伪造、变造，后使用该票证进行诈骗活动，这个使用行为只是伪造行为的继续，二者存在牵连关系。对牵连犯，应当从一重处，即以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而不实行数罪并罚。所以，并不是说伪造、变造不受刑事处罚，只不过是重罪吸取了轻罪。有人担心，伪造、变造金融票证后，用来实施诈骗行为，如其数额未达到较大，不构成金融诈骗，从而出现无法定罪处罚的真空状态，这种顾虑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对其还完全可以以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论处。

2、在票据的背书栏伪造、变造记载内容的定性
行为人使用票据进行诈骗，并不要求必须使用伪造的、变造的假票据。刑法194条第一款规定，以冒用的、作废的票据、
空头支票、无资金保证或出票时进行虚假记载的汇票、本票等骗取财物的行为，亦可构成票据诈骗罪。但在真实有效票据的背书栏(包括粘单)伪造、变造记载内容及背书人签章，如资金转让、承兑、保证、委托收款等内容的行为，是否仍属伪造、变造票据的行为？ 我们认为，在票据的背书栏内进行伪造、变造的行为属伪造、变造金融凭证的行为。因为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出票是创设票据的原始行为，是基本票据行为，绝对记载事项必须齐全，如金额、收款人、出票日期等，否则为无效票据，不得进入流通。故刑法上的伪造票据专指假冒出票人名义签发票据，至于其他像背书、承兑、保证等附属票据行为中的伪造，则不属伪造票据，只是对出票人后手票据当事人签名的伪造。另外，该行为亦不属出票人在出票时进行虚假记载的情形，故此类行为超出了刑法194条第一款列举的五种票据诈骗的罪状范围，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由于票据也是一种银行结算凭证，则只能以伪造金融凭证处理，且对附属票据行为中的记载事项的伪造、变造并不触及票据的原始效力，只对部分票据当事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和承担票据债务产生影响，至于票据本身仍然是有效的票据，故其主要侵犯的客体已经不再是国家对票据的管理制度，而是国家对银行结算凭证的管理制度，故该类诈骗行为不属票据诈骗，应以金融凭证诈骗定罪处罚。
3、冒用他人的金融凭证的定性
冒用他人的票据骗取财物的是票据诈骗，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取得并持有该票据，均不影响该罪的构成。但冒用他人金融凭证或存单骗取财物则与此不同，并不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刑法194条第二款规定，金融凭证诈骗的构成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行为人使用的银行结算凭证必须是伪造、变造的；第二、行为人实施的对象必须是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借记卡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第三、行为人必须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的银行结算凭证的行为。故冒用他人的金融凭证，因该凭证不是伪造、变造的，而是真实有效的，不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行为，不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前述分析是在不考虑该凭证来源的前提下讨论的，如果结合行为人取得该凭证的手段和行为方式来分析的话，则可能分别触犯不同的罪名：
(1)因捡拾、保管而持有
金融凭证是一种权利凭证，代表一定的财产性权益，既不同于财产本身，又不同于货币，具有特殊性。本身并无价值，通过捡拾或保管取得该类凭证并不属于盗窃，这种对凭证的占有也并不意味着已取得他人的财物，只是进一步获取财产利益的手段，还需通过各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受害人的财物，如窃取个人储蓄资料，套取或猜配密码……等等方法，从而使受骗者或金融机构基于错误的认识而自主处分财物，即“自愿”将财物交付行为人，整个过程都是在受害人的积极配合下完成的，符合普通诈骗的特征，应以诈骗罪而不是侵占罪论处。这是因为，侵占罪的特征是变合法持有为非法占有，但行为人对该金融凭证的合法持有并不据此可以推定对凭证项下的财产利益的合法持有，即行为人还未能触及所有权的内容，不存在侵占的对象，而遗失物原本不是侵占的对象，故不构成侵占罪。
(2)通过犯罪行为获取他人凭证
行为人持有的金融凭证是通过抢劫取得的，则构成抢劫罪是无疑的；如通过盗窃获取，则亦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这是因为，行为人虽然取得对凭证的占有，但并未完成对该凭证代表的财产利益的实际占有，只是可能会占有，是一种可能性，尚需进一步积极的努力。但其是否实际占有，占有多少，并不影响盗窃罪名的成立，仅仅是划分既遂和未遂的依据。一般来说，金融凭证大多都是记名的可挂失的凭证，如存单、借记卡等，极少数凭证的性质作用比较特殊，可以直接用其取财获利。对于后者，不需任何证明手续或条件限制，只要持有即可取得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从而排除受骗者对该财物的占有，最终实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无需施展任何骗术，因为是真实有效的凭证，金融机构等作为财产所有者或管理者，照章办理，不存在产生错误认识后自愿交付财物的情形，因此这个过程是盗窃的后续行为，原本就是盗窃行为完整的评价过程，对其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记名的，可挂失的金融凭证，仅仅非法占有该凭证，还未实际控制并占有该凭证代表的财产利益，多数金融凭证使用时需要证明手续或必须满足设定的限制条件，或必须帐上有足够余额，且金融机构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后才予以办理，这样，行为人要想得逞必然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段，或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来取得金融机构的信任，使其产生错误认识，将钱款交付行为人。如此，行为人的后续行为又具有了诈骗的特征。由于财产类犯罪中，对财物的取得行为才是赖以定性的基本构成行为，故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但行为人的前后两个行为构成牵连关系，如从一重罪处罚，则应仍以盗窃罪论处；同理，如通过诈骗行为取得凭证，无论是否再施展骗术，并用以取得与票面等额的财产利益，均为诈骗的客观表现形式，除非又对该凭证进行变造，否则，只构成诈骗罪。
以上讨论的情形，仅仅是各类犯罪行为的典型表现，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利用各种凭证取财获利的情形十分复杂，必须要根据获取凭证的手段和凭证的性质作用等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3)因委托代理而持有
代理权被撤销后，而以被代理人名义或超越代理权限使用他人的金融凭证，骗取财物的，也是一种冒用。对于冒用票据的行为，刑法明文规定为票据诈骗行为。对于冒用金融凭证的行为，刑法未规定为金融凭证诈骗行为。故如果构成犯罪，也只能以普通诈骗处理。这是因为，冒用他人票据进行诈骗，由于票据本身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票据，加之票据本身具有要式性、无因性、有价性、物权性和文义性的特点，只要持有即可推定其为享有票据权利的人，持有票据等同于持有现金，而金融机构只进行形式审查，容易被犯罪分子钻空子，一旦得手就会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直接对票据流通的安全，票据的信用和金融机构的信誉造成严重的破坏，扰乱国家金融秩序。因而刑法对此类行为进行严惩，规定为票据诈骗罪是完全必要的。而对于金融凭证来说，冒用真实有效的凭证，诈骗财物，只要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行为人一般是难以得逞的。故刑法未将冒用他人或使用作废的金融凭证之行为规定在金融凭证诈骗罪的罪状中。
4、将伪造、变造的票据和金融凭证质押后骗取财物的行为定性
行为人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和金融凭证无论是用于兑付现金或抵顶债务，还是进行消费或接受服务，一般均为直接实现该金融票证上所虚拟的财产利益。这种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易于定性，不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但一些人往往据此认为，金融票证诈骗，只表现为骗取他人的现金或财物，直接实现票证上虚拟的财产利益，这是错误的。事实上，使用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既包括直接向他人兑付现金或财物，也包括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或抵顶他人债务；其非法利益的取得既表现为直接获取，也包括间接地通过质押等其他金融活动来骗取财物。不管直接或间接，都无本质差别，最终都是侵犯公私财产所有关系。同时，由于行为人一经使用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不论直接骗取财物还是用于质押等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则均会不可避免地侵犯了国家对票据和金融凭证的管理制度。因此，以伪造、变造的票据、金融凭证作质押骗取他人财物的， 符合票据诈骗和金融凭证诈骗的构成特征。
关于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或金融凭证作质押骗取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的行为，还有人认为，使用行为仅仅是骗贷的手段行为，而行为人的最终目的是骗取贷款，且各类金融票证很多都具有“资信”证明的效力，考虑到目的行为是骗贷，以贷款诈骗罪论处更能反映该行为的实质①。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是错误的，有违立法的本意，现由如下：
(1)从立法本意看，刑法194条设立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时，对该罪的规定是广义的，只要是使用虚假不实的票据、存单等进行诈骗，数额较大，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途径，也不论直接或间接，也不论骗取的资金是何种性质，是贷款还是现金、财物，都不影响该罪的成立。其目的是保护金融机构的信誉，严惩此类犯罪。而对贷款诈骗罪的规定则有一定的限制，主要针对使用刑法193条所规定的“证明文件”，如“存款证明”，“经济合同”、“保函”等，不包括金融凭证；
(2)从司法实践看，使用伪造的票据或金融凭证骗贷与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贷有所不同。前者可信程度更高，更易取得贷款方的信任，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更大。因此根据刑法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对其应予以重处。这种将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用于质押骗取贷款行为与使用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直接骗取款项并无实质差别，因此，应以票据和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
(3)从刑法理论上看，使用伪造、变造金融票证骗取贷款，同时触犯贷款诈骗罪的罪名和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的罪名，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刑法分则条文，而这两个条文的部分内容交叉属法条竞合。对法条竞合的处理，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应择一重处。贷款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是重罪，故应以票据诈骗罪或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
(4)如有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因一时资金短缺，使用虚假的票证骗取贷款，事后的确准备归还，只是因客观原因 未能归还或因意志以外原因造成不能归还的，即便不构成贷款诈骗，也仍然构成票据诈骗或金融凭证诈骗。因为行为人骗取金融机构的资金时明知是虚假的票据、存单等金融票证而使用，已侵犯了国家对金融票证的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数额较大且已即遂。但因其主观恶性较轻，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5、倒卖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行为定性
倒卖伪造、变造的票据和金融凭证是指明知是虚假的票据和金融凭证而为了牟利予以贩卖的行为，而该假票证亦并非行为人自己伪造或变造。应当说，这种行为并不属于刑法194条规定的“使用”行为。刑法中的“使用”，是指行为人持票兑付、贴现、与他人交易取得对价、抵债设押、消费甚至接受服务等或进行其他金融活动，不法获取一定的财产利益。因此，倒卖假票证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的构成特征。但行为人明知是假票而购买或明知是假票而出售，是不是犯罪行为呢？也不是，至少目前不是犯罪行为。比如，现在社会上制造假证的人很多，办证广告随处可见，无孔不入，成为街头市容市貌的一大公害，我们不能因为购买假身份证、假文凭或提出定作要求而同伪造者一样以伪造居民身份证罪或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论处，同理，不能因购买假票据、假金融凭证或提出伪造要求，而以伪造金融票证论处。再如，街头上卖假发票的人也很多，我们不能因买到假发票的人实施虚报支出，侵吞国家财产或骗取本单位财物的行为而同其一样以贪污或职务侵占论。即使对买假者明知是可能用于非法活动，也只是一种放任的心理态度，在主观上无沟通，亦无共同的意志因素，即使有共同的认识也是一种意识的偶合。故卖假者不对买假者的新的犯罪故意的产生负责，他只对自己的出售行为负责。另外，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对单纯的贩卖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的行为不得以犯罪处理，暂可予以行政处罚。但此类行为往往引发各类金融诈
骗犯罪，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社会危害性很大，如不以犯罪处理，从源头上予以打击，势必会造成打击乏力的状况，难以有效遏制金融票证诈骗犯罪的高发势头。正如明知是假币而进行买卖的行为，刑法规定以出售、购买假币罪论处，对非法买卖假票据和假金融凭证的行为，在时机成熟时，亦应增设出售、购买假金融票证罪。
6、使用作废的无效的金融凭证行为的定性
所谓作废的金融凭证是指经过法定程序宣布作废的，或是因其他过期、挂失等法定的原因而无效的结算凭证。使用作废的票据进行诈骗，刑法有明文规定，属票据诈骗行为，而使用作废的金融凭证是否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刑法没有规定，显然对此类行为不能以金融凭证诈骗处理。但对明知是作废的、无效的金融凭证仍然隐瞒真相，冒充真实有效的凭证骗取财物的行为，只能以普通诈骗处理。如果行为人对作废的凭证进行加工、修改或明知是经过加工、修改过的作废的金融凭证而予以使用，进行诈骗活动，应属使用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进行诈骗的行为，应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因为，无论对真票还是假票，一经变造或加工修改并用以骗取财物，就不仅仅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因其加工行为对抗的是国家对金融票证法定的制作权，直接向国家对金融凭证管理的权威进行挑战，同时也必然侵犯国家的金融凭证管理制度。再者，这些作废的、无效的金融凭证本不再允许进入流通使用，一般为多数人特别
是专业人员所知晓，有无效力也易于识别，犯罪分子难以得手，如不加工修改，其票面数额不再“膨胀”，一般不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从主观恶性到客观危害后果都较之于伪造、变造及加工修改后再进行诈骗轻的多。所以，行为人没有加工修改而直接冒充有效金融凭证，甚至那怕是纯粹捏造一种根本没有的，金融机构亦从未使用过的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骗取公私财物则只属于一般性质的诈骗，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还应当指出的是，盗窃作废的无效的金融凭证，甚至盗窃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如对该凭证是作废、伪造或变造并不明知，而误认为真实有效的金融凭证使用，则 应以盗窃论处；如明知是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而使用的，则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7、非法“补记”空白支票行为的定性
现实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受害人往往出于信任，而将印鉴齐全的空白支票交给行为人，由其自行补记，此时，行为